1983年5月23日，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《福布斯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现代预言家: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?》的文章。
文中写道:
“在某种方式上，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间的对抗——才华横溢、精明机智、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，与动作迟缓、面貌丑陋，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论辩。在两次大战期间，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，更精明，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——但他有智慧。聪明赢得一时，而智慧天长地久。”
凯恩斯认为，以货币和信用为主的符号经济出现后，“科学”的经济学家通过诸如政府支出、利率、信贷量、流通货币量等，就能永葆经济平衡、繁荣和稳定。但熊彼特却认为，符号经济作为主导经济的出现，会打开“暴政之门”(即政府过度干预市场)。
1912年，熊彼特在《经济发展理论》一书中首先提出了“创新理论”，继而在《经济周期》和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》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，形成了以“创新理论”为基础的理论体系。他坚信，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平衡，而是结构性变化，当经济吸收了结构性变化的结果，才能有所发展，而引发结构性变化的正是创新，创新才是经济学真正的主题。
后凯恩斯时代来临，创新理论重放光芒
相较于创新之艰，凯恩斯主义者更愿意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快速影响经济。在经济放缓、衰退甚至萧条时，往往拉低利率之闸，释放流动性，鼓励企业提高杠杠，增加投资，大众信用消费，拉动需求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。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凯恩斯主义尘嚣直上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——国际金融研究机构(IIF)数据显示，全球债务在2017年第三季度飙升至233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，其中家庭债务、政府债务、金融机构债务以及非金融机构的公司债务总量在过去10年间增加了70万亿美元，达到215万亿美元，为全球GDP总量的3.25倍。2016年以来，伴随美联储持续加息，全球经济进入加息通道。意大利、土耳其、阿根廷、委内瑞拉等国已经受此影响，面临经济崩溃。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去杠杆，即意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。
诚如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梅格纳德·德赛爵士在《自大——无视危机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周期探寻》一书中指出，在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，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处方都已失灵。
在后凯恩斯时代，熊彼特的“创新理论”再次受到世人瞩目，被视作走出经济困境的钥匙。在西方学术界，“创新理论”引用率，仅次于亚当·斯密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在熊彼特看来，创新是 “将从未有过之生产要素新组合，引入到生产体系”，而“创造性破坏”的过程就是，“打破原生产要素之排列，组合成崭新的生产方式，以达到生产率提升之经济过程。”
彼得·德鲁克打破了只有高科技才能创新的神话
长期以来，狭隘的创新论者一直把科技因素视作创新的关键，直至1985年，德鲁克出版了著作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》。
“书中最大亮点是打破了一个神话——只有高科技才能创新的神话。德鲁克列举了许多案例，说明高科技才能创新的观点不符实际。”经济学家许小年如此评价。
在这本书中，德鲁克不仅给出了创新的七大来源，还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的重大社会意义，他写道：“在这个社会中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平常、稳定和持续的活动……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、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。”
不过，正如书中序言所述：“它(这本书)并不是告诉人们‘如何做’的书。”
的确，这部著作对于“如何做”创新的两个重要问题着墨不多：
其一，如何界定创新成果?
如何界定成果是德鲁克直到晚年都没有想清楚的问题。德鲁克认为企业经营的成果在企业外部，而在企业内部，只有成本。但直到暮年，他对这个经营成果的界定还是扑朔迷离，不得正解——在外部，但究竟在外部的什么地方?他最终都没有解释清楚。
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在今日的中国看来依然错综复杂。比如，在全社会都在大力推举创新之时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公司——华为，其主要创始人任正非说过：四面八方喊响“创新”、“颠覆”就是葬歌。
他谈到，“不要盲目创新，分散了公司的投资与力量。非主航道的业务，还是要认真向成功的公司学习，坚持稳定可靠运行，保持合理有效、尽可能简单的管理体系。要防止盲目创新，四面八方都喊响创新，就是我们的葬歌。”
“不要动不动就使用社会时髦语言‘颠覆’，不要妄谈颠覆性，谁要颠覆这个世界，那最后他自己先灭亡。”在谨慎对待创新的同时，他也提出了要保持自己的优势。
“要坚持自己的优势不动摇，还要继续往前进，这就是‘宝马’：积极关注‘特斯拉’，学习‘特斯拉’的优势所在，我们积极看待世界发生的变化，一旦出现战略性机会点，千军万马压上去。”但这个战略性机会点究竟在何处，任正非也并未说清。
其二，如何保护创新成果?
典型的案例就是贝尔实验室。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、激光器、太阳能电池、发光二极管、数字交换机、通信卫星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。贝尔实验室为推动美国的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是作为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AT&T公司却并未享受到创新的成果。如今知名的索尼公司，在当时青黄不接的电子行业以二万五千美金的“可笑的”价格从贝尔实验室购得了技术转让权，两年后索尼公司就推出了世界上首批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，并在不久后占领了全世界的收音机市场。
美国另一个实验室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也有许多科技发明，他们的创造性的研发成果包括：个人电脑、激光打印机、鼠标、以太网，但其母公司施乐也是命运多舛，没有因此收益。激光打印机最终成就了IBM，图形界面启发了苹果，文字处理程序帮到了微软，皆为他人做嫁衣。
这让商界人士意识到，想要让创新转化为成果，关键在于能否成为顾客心智中的强大力量。以创新来解释经济发展，熊彼特是第一人。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。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创新的集中表现形式亦随之不同。
工厂创新
19世纪20年代，大型组织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形式在美国兴起，代表企业就是福特汽车。当时，福特汽车在汽车制造领域，重金打造规模型生产方式，高效率运作降低汽车制造成本，创造了汽车大众市场。
市场创新
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，通用几乎被庞然大物的福特击垮了，只能勉强屈居第二。通用汽车在总裁斯隆带领下，通过市场的创新，进一步释放了大型组织的生产效率，通用把汽车分成五大车型，并制定了不同的价格策略，创造了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细分市场。从而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，替代福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。
心智创新
20世纪中期，各类商品蓬勃涌现在货架上，商业战场从市场端，转移到了消费者心智端。当消费者面对众多同类产品时，其消费行为已经从购买转变为了选择。如何让消费者选择你的品牌，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品牌，成为企业最应该解决的问题。
由此，消费者心智因素被纳入到生产要素之中，从而“打破原生产要素之排列，组合成崭新的生产方式，以达到生产率提升之经济过程。”也因此，当企业把所有努力转化为顾客心智中的强大力量时，创新成功才真正转化为了效益，当企业的创新成功被消费者的心智力量保护起来的时候，便有效形成了抵御竞争对手“护城河”。
以色列前总理西蒙·佩雷斯曾说：“人类抵御能源和资源枯竭最好的方式，是向人类的大脑挖掘潜能。”中国的天然优势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巨大市场，面对庞大的心智资源，企业创新活动大有可为。
君智竞争战略，助力企业实现创新
今天，中国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创新。如高铁、量子通讯、“蛟龙号”载人潜水器、电子商务、网络支付等已经领先全球，而在竞争战略咨询领域，君智亦在砥砺践行创新。
君智以顾客心智为基点协助企业探寻竞争机会，围绕战略焦点对外打造顾客认知优势，对内打造企业运营优势，双向驱动，良性循环，从而协助企业构建长期竞争优势。由此，企业的所有努力，对顾客而言，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，对自身而言，则是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功能。迄今为止，君智已成功协助飞鹤奶粉、简一大理石瓷砖、雅迪电动车、英得尔车载冰箱等十余家企业在红海竞争中战胜对手。